三月到来的时候，伦敦的风里还带着冬天的寒意。
但人们谈论的话题，已经换了好几轮。
那些曾经挤满报纸版面的罢工新闻，渐渐缩到了不起眼的角落里。关于女工赔偿的争论，也慢慢平息下来——不是解决了，是没人再关心了。少数几个闹得最凶的家属，最后拿到了几镑医药费，打发了事。更多的，连这点钱都没拿到，就这么算了。
但有一件事留下来了。
口罩。
棉纺厂的女工们复工的时候，每个人手里都多了一个白色的东西。两三层棉布，缝着带子，戴在脸上，遮住口鼻。刚开始有人嫌闷，有人嫌丑，但工头盯着，不戴不行。戴了几天，习惯了，也就这么戴着。
煤矿那边也一样。那些从地底下出来的矿工，脸还是黑的，但嘴上多了一块布。黑的更快，但至少吸进去的煤灰少了一点。
医院里变化最大。医生们开始戴口罩了，护士们也戴。那些从解剖室出来、手上还带着尸体的东西、直接进产房的医生，现在被规定了——进产房前必须洗手，必须戴口罩。有人不服气，但院规摆在那里，不照做就扣钱。
最奇怪的，是西区那些出门的贵族太太们。
不知从哪天开始，有人戴着口罩上街了。不是那种普通的白棉布，是绣着花纹的，镶着蕾丝的，甚至有的还绣着家族纹章。马车经过的时候，窗帘掀开一角，露出一张戴着绣花口罩的脸，露一眼就放下。
有人说她们是跟风，有人说她们是怕伦敦的臭空气。也有人说，那些人戴着绣纹章的口罩出门，看着挺傻的。
但不管傻不傻，口罩这件事，算是被接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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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德纳先生这一个月忙得脚不沾地。
店里的订单堆成山，伙计们从早忙到晚，天天有人来催货。棉布的、细麻的、几层加厚的，什么款式都有人要。甚至还有贵族派人来打听，能不能定制绣纹章的——加德纳先生接了这个活，找了几个绣工好的女工，专门做“贵族定制款”，价钱翻了三倍还供不应求。
这天晚上，他终于能坐下来吃顿安生饭。
加德纳太太给他盛汤，看着他一脸疲惫又压不住得意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
“瞧你那样儿，跟捡了金子似的。”
加德纳先生接过汤，喝了一口，放下勺子。
“比捡了金子还值。”
他顿了顿，看着碗里的汤，忽然说：
“我姐姐真是生了个了不起的人物。”
加德纳太太愣了一下。
“你是说玛丽？”
“嗯。”
加德纳先生点了点头，目光落在窗外黑沉沉的夜色里。
“那孩子，不声不响的，把什么都算好了。写本书，让那些厂主乖乖来买我的货。又让那些贵族太太们觉得戴这玩意儿时髦，跟着学。现在满伦敦都在用，我这生意，能做十年。”
他摇了摇头。
“她才十六岁。”
加德纳太太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这事儿……她知道吗？”
“知道什么？”
“知道她舅舅赚了这么多？”
加德纳先生笑了。
“她不在乎这个。她要真在乎钱，早就能赚更多。她要的是……让那些人戴上口罩。”
他说完，又端起碗，继续喝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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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条消息从东地中海传来，把伦敦的报纸版面全占了。
三月二十五日希腊爆发独立战争。
帕特雷的主教日尔马诺斯举起起义旗帜，高呼“自由或死亡”。希腊人拿起武器，反抗奥斯曼帝国四百年的统治。
每一个英国人都关心这件事。
咖啡馆里，人们在争论希腊的命运。报纸上，连篇累牍地报道起义的进展。有人在街头募捐，说要支援希腊人民。有人在教堂里祈祷，愿上帝保佑那些为自由而战的基督徒。
那些关于女工赔偿的新闻，彻底没人提了。
但有一种人，比其他人更关心。
那些读过拜伦诗的人，那些相信希腊是西方文明摇篮的人，那些把“自由”这个词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——他们不只是关心，他们想亲自去。
伦敦的俱乐部里，有人在打听怎么去希腊。大学的教室里，年轻学生在讨论要不要报名参战。甚至有贵族子弟变卖家产，准备买船买枪，去帮希腊人打仗。
拜伦勋爵还没有动身，但已经有人开始写信劝他——你是最该去的人，你应该去，用你的笔和剑，为希腊的自由而战。
他会在几年后真的去。
然后死在那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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玛丽坐在朗博恩的书房里，手里拿着从伦敦寄来的报纸。
希腊。
1821年3月25日。
她看着那行字，沉默了很久。
她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。她知道这场战争要打九年。她知道拜伦会死在米索隆吉。她知道最后希腊会独立，在1830年。
但现在，只是开始。
她把报纸放下，走到窗前。
窗外，田野还是那片田野，树丛还是那片树丛。春天来了，野蔷薇快开了。
伦敦很远。
希腊更远。
但那些正在为自由拼命的人，和那些戴着口罩走进工厂的女工，和那些在产褥热中死去的产妇，和那些肺里塞满棉尘的女人——
都是人。
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活着，或者死去。
玛丽坐在书桌前，面前摊着几封信。
一封来自纽约，约翰·亚当斯·史密斯——当然，那名字一看就是假的——热情洋溢地告诉她，第十二卷在美国卖得“比预期好得多”，已经加印三次，费城和波士顿的书商天天催货。随信附上的汇票，数额比她预想的更大。
一封来自巴黎，是埃杰顿先生转来的法国出版商来信。信里说，法语版前十一卷已经全部出齐，销量“稳步上升”，连瑞士和比利时那边也在进货。他们问第十三卷什么时候能写出来。
还有一封来自维也纳，字迹潦草，英语写得很吃力。是一个书商，说奥地利的贵族太太们迷上了弗朗西丝·沃斯通，希望能尽快翻译成德语，如果可能，也请考虑匈牙利语版本。
玛丽把这几封信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。
然后她拿起羽毛笔，在废纸上列了几个数字。
英国本土的版税，一直稳定。美国的授权费，一次性拿了一笔，后续还有分成。欧陆那边，法国、德国、现在又加上奥地利和意大利——虽然不是每个国家都像英国这样按分成算，但积少成多，数字也很可观。
她把那些数字加起来，算了三遍。
五万六千镑。
这是她现在能动用的钱。
当然，这还不是全部——橡树庄园值一万五千镑，运河公司的股票也涨了不少，还有存在加德纳舅舅那里的那笔钱。
这五万六千镑，是现金支票。
是可以在她手里流动的，可以用来做事的钱。
她靠在椅背上，望着窗外。
女校的事，她一直在想。
不是那种教女孩跳舞弹琴的淑女学校——那种学校已经够多了。她想办的，是一所真正的学校。教阅读，教写作，教算术，教历史，教地理。教那些威尔逊小姐教过她的东西。
教那些让一个女孩知道自己不只是谁的妻子、谁的母亲、谁的女儿的东西。
办学校要钱。
要地，要房子，要请老师，要买书，要管学生的吃住。她算了算，没有几千镑下不来。而且不能只算第一年，要算五年十年，要算万一招不到学生怎么办，要算万一有人捣乱怎么办。
她需要钱。
但钱放在那里不动，是不会自己变多的。
运河公司的股票已经投了，不能再加。庄园买了，不能动。政府债券倒是稳当，但那点利息，够干什么？
她需要别的东西。
一个能放几十年、慢慢变值钱的东西。
一个她现在买了，以后用得上——或者用不上但可以卖掉换钱的东西。
她的目光落在窗外。
远处，田野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金色。更远处，那条通往伦敦的路，她走过两次了。
伦敦。
那座城市正在扩张。
她想起上次在伦敦时，加德纳舅舅带她们走过的那些地方。帕丁顿，肯辛顿，切尔西，富勒姆——那些名字她还记得。当时只是路过，没多想。
但现在不一样了。
她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。
她知道帕丁顿会有火车站，会成为交通枢纽。她知道肯辛顿会变成最贵的住宅区之一。她知道切尔西沿河那些地方，以后会是艺术家和富商抢着住的地段。她知道伦敦会往西扩张，一直扩张到她现在能看到的那些农田、牧场、菜园。
如果能在那些地方买下一块地——
放四十年。
等城市扩张过来。
等铁路修过来。
等那些现在还是村庄的地方，变成城市的一部分。
到时候，地价会翻多少倍？
五十倍？一百倍？
她不知道。但她知道，一定比她放在银行里吃利息强。
而且，那些地也可以用来办学校。
如果买的地够大，可以直接在上面盖校舍。位置好，离伦敦近，又不至于太吵。学生毕业以后想留在伦敦做事，也方便。
越想越觉得可行。
她拿起笔，铺开一张信纸。
但写了几个字，又停住了。
帕丁顿。
肯辛顿。
那些地方，她记得舅舅说过，大部分是王室的地，或者大贵族的。公爵们，伯爵们，那些几百年传下来的家族，不会轻易卖地。就算卖，也不会卖给一个不认识的小乡绅——更不会卖给一个躲在信托后面的十六岁姑娘。
切尔西呢？富勒姆呢？哈默史密斯呢？
那些地方，好像没那么高不可攀。
她想起上次路过切尔西时看到的景象——村庄，农田，河边有几栋乡间别墅，看起来不像贵族庄园那么气派。富勒姆那边更普通，就是菜园和牧场，有几家农户的房子。
那些地的主人，应该是小地主，农户，或者偶尔有些发了财的商人想买块地盖别墅。
那些人，可能会卖。
如果他们急需钱的话。
她重新拿起笔，开始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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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爱的的舅舅：
随信附上的，是埃杰顿先生转来的几张汇票。美国那边的授权费，还有欧陆几国的版税，加起来数目五万三千镑，烦请您代为收存。
有一件事想拜托您。
我近来在考虑，把一部分钱投到土地上。不是乡下那种收租的地，而是伦敦周边的地。想着城市以后总会扩张，现在买些偏一点的地，放些年头，或许能升值。
但我对伦敦周边的土地不熟，只知道帕丁顿、肯辛顿那些名字。听您上次说，那些地方大多是王室和大贵族的产业，恐怕不是我们这样的人能买的。
切尔西、富勒姆、哈默史密斯那边呢？有没有大片一些的土地在出售？不是那种几英亩的小块，而是几十上百英亩的那种。如果您听说有这样的机会，烦请帮我留意。
价钱的事，您看着办。我相信您的眼光。
祝您和舅妈一切安好。
您的外甥女
玛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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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把信折好，封口，盖上另一枚印章——M，代表玛丽她自己。
深蓝色的火漆在烛火上融化，滴在封口上，她按下去，留下一个清晰的印子。
窗外的阳光落在那个印子上，照得清清楚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