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晚上，加德纳先生回来得很晚。
客厅里的蜡烛已经换过两根了。简坐在靠窗的椅子上，借着烛光绣花，针脚细细密密的，偶尔抬起头看一眼门口。伊丽莎白窝在另一张沙发里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但半天没翻一页，眼睛也时不时往门那边瞟。玛丽坐在角落里那张小书桌前，面前摊着那叠稿纸，握着羽毛笔，但一个字也没写。
门被推开的时候，三个人同时抬起头。
加德纳先生走进来，身后跟着一股伦敦夜晚特有的凉意。他把那个大皮箱往地上一放，皮箱落地的声音沉沉的，像装着什么重东西——其实里面全是布料样品，分量不重，但那一下，像是把他自己一天的力气也卸下来了。
他整个人陷进沙发里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
那口气很长，像是把一天积在胸腔里的东西全吐出来。
简放下绣花针，轻声叫了句“舅舅”。伊丽莎白把书合上，看着他。玛丽也放下笔，等着他开口。
蜡烛的火苗跳了跳。
加德纳先生揉了揉眉心，那动作很慢，很重，像是连抬手都很费力。
“那些厂主，”他说，声音比平时低，“真是一毛不拔。”
玛丽看着他。
“口罩的事？”
“嗯。”加德纳先生点了点头，“我把样品带去了，跑了四家厂，一家一家给他们看。跟他们说这东西能挡棉尘，工人戴着少咳嗽，少生病，少旷工。你猜他们怎么说？”
伊丽莎白挑了挑眉毛，没说话，但那个表情已经替她问了。
“第一家，那人连看都没看，直接摆手。说‘咳嗽是她们自己的事，旷工扣工钱就是了。真要嫌灰大，自己拿块布蒙着脸，谁拦着她们了？’”
简的手停住了。针悬在半空，忘了落下去。
玛丽没有说话。
加德纳先生继续说下去：“第二家稍微客气点，多看了几眼，问了问价钱。我说最便宜的那种两个便士一个，他愣了一下，我以为他心动了。结果他说‘两个便士也是钱，一百个人就是两百个便士，快一镑了。一镑能干多少事，买这个？’”
他顿了顿，摇了摇头。
“第三家更绝。那人拿起一个口罩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，然后问我：‘这东西，工人们愿意戴吗？’我说戴上总比咳着强。他说：‘那可不一定。万一她们嫌闷，不肯戴，我这钱不就白花了？还得罪人。’”
伊丽莎白的眉头皱起来。
“所以他就什么都不做？”
加德纳先生苦笑了一下。
“他是这么想的。反正难受的不是他。”
第四家，他顿了顿，说那个厂主倒是多聊了几句，态度也还行，但最后还是一样——没买。
“他说，‘加德纳先生，我知道你是好心。可这玩意儿没听说过，没人用，我买了，工人不戴，我怎么办？再说了，她们咳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都咳了好几年了，也没见谁咳死。’”
客厅里安静了几秒。
伊丽莎白忽然开口，声音比平时硬：“他们就没想过，工人病了，死了，谁来干活？”
加德纳先生看着她，那目光里有一种无奈。
“伦敦有的是人，莉齐。”他说，“东区那边，等着进厂的姑娘排着队。死一个，补一个。那些厂主不怕没人干活。他们只怕多花一分钱。”
简低下头，继续绣花。但针脚慢了，比平时慢得多。
伊丽莎白不说话了。
玛丽坐在角落里，看着舅舅那张疲惫的脸。
烛光在他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影子，把他的皱纹照得更深了。他不是那种常在外面跑的人，做布料生意，多数时候是在店里等客上门。这次为了推销口罩，一家一家厂跑，一天下来走了不知多少路，说了不知多少话，碰了不知多少壁。
她看着他，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转。
两个便士。
一打二十四个，一先令能买十二个。
一个厂里有几百个女工，全厂配齐，几十镑就够了。
那些厂主不是出不起这个钱。
他们是不想出。
因为没有人在乎那些女工咳不咳嗽。
那些女人咳着痰，喘着气，一步一步走进工厂，一步一步走出来，直到有一天走不出来。换一批人，继续走。
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。
除非——
除非有人让他们觉得不对。
玛丽忽然开口：“舅舅，那些厂主，他们都住在哪儿？”
加德纳先生愣了一下，抬起头看着她。
“什么人都有。有些住伦敦城里，有些住乡下庄园，有些就在厂旁边。怎么？”
“他们读报吗？”
“读。”加德纳先生说，“厂主嘛，总得知道行情，知道市面上有什么事。泰晤士报、纪事晨报，天天看。”
玛丽点了点头，没再问。
但她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晰，像一根线，慢慢穿进针眼。
简看着她，有点担心。
“玛丽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玛丽抬起头，嘴角弯了弯。那笑容很轻，但眼睛里有一点光。
“没什么。”
她转向加德纳先生，声音轻轻的，但很稳，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东西。
“舅舅，别急。要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到你这里来买货的。”
加德纳先生看着她，脸上的表情又疑惑又好奇。这个外甥女，平时话不多，躲在角落里，安安静静的，但每次开口，总让人忍不住想听下去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玛丽没有回答。
她只是笑了笑，又低下头，拿起那支羽毛笔。
笔尖蘸了蘸墨水，落在纸上。窗外伦敦的夜色浓得化不开，远处隐约传来马车声，隐隐约约的，像另一个世界的事。
但她的心里，已经有什么东西开始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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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几天，玛丽一直待在房间里。
简和伊丽莎白知道她在写东西，不去打扰。加德纳舅妈每天让人把饭菜送到她门口，她接进去，吃完，碗碟放在门口，又继续写。
简和伊丽莎白继续逛伦敦。
她们去了摄政公园，虽然还没完全建好，但已经能看出以后的样子。去了德鲁里巷剧院，看了一场戏，简回来念叨了好几天那女主角的裙子。去了沃克斯豪尔花园，加德纳先生陪着去的，晚上有灯光和音乐，简说那是她见过最美的东西。
玛丽没去。
她坐在窗前，写她的第十二卷。
笔尖落在纸上，沙沙地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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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头是这样的：
弗朗西丝·沃斯通探案集·第十二卷
《棉尘》
一八二一年的夏天，伦敦东区的一间小屋里，躺着一个死人。
死者叫玛莎·布伦南，二十四岁，棉纺厂女工。被发现的时候，她躺在床上，眼睛闭着，像是睡着了。但她的嘴唇发紫，指甲发青，胸口一起一伏的动静，早就停了。
来请弗朗西丝的人，是玛莎的丈夫。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，瘦得脱了相，眼眶深陷，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外套。他站在弗朗西丝那间阁楼的门口，两只手攥着帽子，攥得指节发白。
“沃斯通小姐，”他说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，“他们说您能查那些别人查不出来的事。”
弗朗西丝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
“我妻子死了。”他说，“警察说是病死的。可她不抽烟，不喝酒，身体一向好得很。进厂之前，一口气能走十里路不带喘的。进厂之后……进厂之后，就开始咳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一开始只是干活的时候咳，后来不干活也咳。再后来，晚上咳得睡不着，整夜整夜地咳，咳出来的痰是灰色的。我带她看过医生，医生说没事，多休息就好。可她没有时间休息，一天不干活，一天没工钱。”
弗朗西丝给他倒了一杯水。
他接过去，手抖得厉害，水洒出来一半。
“三个月前，她跟我说，胸口疼。疼得直不起腰。我去厂里找工头，想请几天假。工头说，请假可以，工钱没有。回来的时候，她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。”
他把那杯水放在桌上，没有喝。
“又拖了两个月。上个月，她不咳了。”
他抬起头，看着弗朗西丝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
“不咳了。我以为好了。可她越来越没力气，躺在床上动不了，吃不下东西。昨天早上，我去叫她起床，她已经……”
他说不下去了。
弗朗西丝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医生怎么说？”
“医生说是痨病。”他说，“肺痨。可她不吐血。痨病的人吐血，她没有。她就是喘不上气，憋死的。”
弗朗西丝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又走回来。
“你希望我做什么？”
那个男人看着她，眼睛里有一种绝望的光。
“我想知道她是怎么死的。不是痨病。不是命。我想知道是什么杀了她。”
弗朗西丝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
然后她点了点头。
“我去看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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玛丽写完这一段，放下笔。
窗外，伦敦的天空灰蒙蒙的，那些烟囱还在吐着烟。
她想起东区那些棉纺厂门口涌出来的女工，那些边走边咳、手帕上沾着灰痰的女人。
玛莎·布伦南是她们中的一个。
也许是几十个，也许是几百个。
名字不同，故事一样。